故宫文物迁徙前工作人员正在装箱

故宫文物迁徙车队

　　2009年3月1日，继半月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来访后，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率团回访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台期间，双方共同宣布，两岸故宫将落实八项共识的具体方案。

　　方案包括：落实双方合作机制、使用文物影像互惠机制、建立展览交流机制、建立两院人员互访机制、出版品互赠机制、资讯与教育推广交流机制、学术研讨会交流机制、文化创意产品交流机制。
 
　　此次被称为“甲子之约”的会晤，是两岸故宫分隔60周年后高层的首个互访。在日渐温暖的官方互动中，民间对两岸故宫的关注也陡然升起。

　　台北故宫带走了什么？

翡翠白菜

　　1933年，为躲避战火，国民政府从故宫中挑选了19557箱文物分批撤离。这批文物经过长达15年的数次迁移，从北京到上海，几年后辗转至南京。在南京沦陷时，又分三路分别迁至贵州安顺、四川乐山安古镇和四川峨嵋。抗战胜利后，分散于三地的藏品被重新聚首于南京。

　　令人称奇的是，15年的颠沛流离，被认为异常娇贵的古物，经过工作人员的清点，竟然大多毫发未损。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科技部副研究员霍海峻向记者介绍说，故宫有一套特有的包装方法，比如现藏于台北故宫的“翡翠白菜”，工作人员先用绵纸将其一层层包裹起来，然后装入选好的囊匣。将囊匣放入木箱，木箱中用类似于刨花一样的木丝垫底，木箱空隙处填满稻谷壳、棉花。这样包装后的藏品，即便是薄如纸的瓷器，摔在地上后也不会破损。

　　不过，这19557箱藏品躲过了战争年代随时可能粉身碎骨的厄运，但其中的2972箱却未能避免远离故土的宿命。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故宫专家向记者介绍说，1948年，曾经直接参与故宫南迁，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的杭立武提出“国宝迁台”计划。很快，该项计划得以实施。

　　当年年末，国民党海军“中鼎号”从南京出发，将精心挑选的300多箱故宫文物，历时四天运达台湾基隆港。该专家说，一些人认为台北故宫现存的藏品都源自北京故宫，其实是一种误解。在第一次运往台湾的文物中，除了这300多箱故宫文物，还有中央图书馆的60多箱书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200多箱文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100多箱文献以及60箱外交部重要档案。

　　该专家还说，台湾当局在三个月之内，分三次运送了分属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平图书馆、河南博物馆等几个机构的文物、书籍共5000多箱，其中迁自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占一半。

　　除了直接运往台湾的文物，抗战胜利后，日本政府归还的100多箱掠夺文物也于1948年开始陆续运往台湾。所有这些5000多箱文物通过不同渠道进入台湾后，被重新分配，属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央图书馆的，相继归还，而河南博物馆的文物也被送到后来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剩下的3000多箱共属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故宫。

　　有学者认为，虽然迁台国宝数量不及抗战时南迁的一万多箱文物，但其精品度却是当时的95%，而凭借这3000多箱珍贵文物，台北故宫终于有了雏形。史料记载，1965年8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故宫合并，同年12月，台北故宫正式成立。

　　记者也在有关专家处了解到，这三批运往台湾的文物，属第二批数量最大，也最珍贵。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于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有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樆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专家介绍，《四库全书荟要》除了存于御花园樆藻堂的这部外，另外一部已毁于火烧圆明园中。也就是说，目前存于台北故宫的《四库全书荟要》为世上仅存。

　　据介绍，现在台北故宫的藏品，很多都居世界影响力前位，比如，瓷器两万多件，被誉为全世界博物馆中所藏中国古代瓷器最精，甲骨档案两万多片，位列世界甲骨收藏机构第二。同时，记者在有关资料中找到了一份比较详尽的台北故宫藏品清单，3000多箱被逐一打开的文物，终于有了数字量化的描述。

　　“迁台文物以书画、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珐琅、文献、图书等为主，现有60万件左右。其中，甲骨档案两万多片，瓷器两万多件，铜器一万多件，最为著名的的是西周毛公鼎、战国栖尊、兽面纹壶等。玉器五万多件，著名的是清代玉雕“翠玉白菜”、“三镶玉如意”等。书画真迹一万多件，其中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复制品被作为礼物在此次两岸故宫官方会晤中，由台北故宫赠予北京。古籍善本近两万册，包括仅存四部《四库全书》中较为完整的一部。明清档案40余万件，内容包括皇帝朱批奏折、军机处档案、清史馆档等，以及稀世的满文档案40册。”也就是说，台北故宫60万件藏品中，三分之二由文献、资料占据。专家认为，这主要和文献便于搬运有关。

　　北京故宫留下了什么？

　　记者在走访北京故宫书画部副研究员杨丹霞时，她说院里正在 进行“文物清点计划”，力求数年后将院藏品数量精确到个位。这个计划的实施，除了说明北京故宫的基础建设已被逐步重视。另一方面，在现代技术更加发达，人员配备也较台北故宫更加充足的情况下，要想将故宫藏品一一清点并记录在案，仍然需要耗费数年时间，北京故宫的藏品数量之大就此可窥一斑。

　　杨丹霞说，之前盛传由于台北故宫挑走了大量精品，使得北京故宫“有宫无宝”，其实是毫无根据的民间揣测。她说，明代晚期开始，大量皇家收藏流散民间，到了清乾隆和嘉庆时期，藏品又由于当权者的兴趣而从民间回到皇宫。成为继宋徽宗以后皇室收藏的集大成时期。这个时期，通过购买、罚没、进献等渠道将最精品的书画、器物等都汇集起来。

　　在文物迁台时，所挑选的文物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比如携带问题，还有挑选人的眼光以及个人偏好等。这就使部分书画、重器物等重要藏品都留在了北京。加之溥仪在逃离紫禁城前，曾经私自盗取过大量书画。这些珍品流入民间后，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又都陆续通过购买和捐赠的方式回到北京故宫。杨丹霞说，试想，如果这些文物不是当时被阴差阳错流入民间，说不定现在也出现在了台北的展厅中。同时，她还介绍说，仅书画方面，北京故宫中的历朝精品、明清两代宫廷作品并不输于台北故宫。比如今年将在台北故宫举办的“雍正大展”，北京故宫借出的27组藏品，仅仅是馆藏与雍正相关题材中的一小部分。

　　杨丹霞如数家珍般向记者列数了北京故宫藏有的书画精品，比如纸卷类画留存时代最早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唐代韩滉的《五牛图》，距今1700多年的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与藏于台北故宫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并称为“三希”的另外两件珍品，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等。

　　而这些绝世精品总有一些离奇的故事与之相伴。比如《伯远帖》和《中秋帖》当时与《快雪时晴帖》一起被乾隆放在养心殿西暖阁里专门修建的一个8平米书斋中，并因此题匾将书斋命名为“三希堂”。

　　据传，后来溥仪庶母瑾妃（其当年出嫁时的嫁妆中，就有现在藏于台北故宫的“翡翠白菜”）将《伯远帖》和《中秋帖》偷偷卖到后宫外的小古董店。溥仪被赶出宫后，人们在一个太监的铺盖中发现了被匿藏的《快雪时晴帖》。抗战南迁时，《快雪时晴帖》被选出装箱，15年后，又随着5000多箱文物去了台湾，自此，与“三希堂”中的另外两件珍品天各一方。

　　而流失于民间的《伯远帖》和《中秋帖》被当时著名藏家郭葆昌购藏，他曾经向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表示，在自己身故后，由家人向故宫捐赠这两件传世珍品。郭葆昌去世后，家人按照其遗嘱，将所有藏品捐赠故宫博物院。但其中却没有《伯远帖》和《中秋帖》。

　　1949年，由于家道中落，郭葆昌之子带着二帖找到故宫，希望以一万美金的价格转让。由于各种原因，双方并未达成协议。最后，郭葆昌之子将其抵押给了一家外国银行。一年后，由于无力赎回，二帖面临拍卖。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北京故宫以高价将其购回。

　　杨丹霞说，除了离奇的故事，故宫藏品历经千年依然能给现代的人们带来惊喜。比如，现在已被专家认定为张择端真迹的《清明上河图》，经过故宫信息中心的技术人员用特有设备将其拍摄成精密图像后，竟然发现很多在原件中难以看到的细节。其中一个特别生动的是，在一艘船穿过桥洞的时候，因为怕竖起的桅杆就要撞到洞顶，船工们忙着将桅杆放倒，船上的男女老少都吓得高声惊呼，一位站在高处的老妇人，从原件上看，由于绢的表面经过上千年的保存，有了包浆，看不清妇人的衣着颜色和面部表情。但经过高清晰拍摄，不仅看到了栩栩如生的衣着色彩，就连老妇人脸上的紧张神态也一览无余。

　　虽然没有台北故宫较为详尽的统计，北京故宫的藏品数量也有一个大概的轮廓。据有关资料记载，北京故宫成立之初，拥有明清档案800多万件，古籍善本50多万册，器物书画100万件，共960多万件。1980年，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成立，800余万件明清档案转至该馆。除此而外，还有14万余册的古籍善本被分到了国家图书馆和一些省市的大学图书馆。目前，北京故宫藏品约有150余万件，其中包括解放后，从各地征集的24万多件文物。

　　北京故宫的优势

　　除了藏品数量几乎是台北故宫的一倍多，加之，台北故宫的藏品结构中，文献占去三分之二的比例。使得器物、书画等在绝对数量上，更加少于北京故宫外，北京故宫拥有的古建，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替代的文物。如果说，藏品是故宫的“神”，空间是故宫的“形”，那么，在“神”上并不逊于台北的北京故宫，“形”则让台北故宫有些望尘莫及。

　　此外，故宫中从明清时传承的很多古老技艺被延续，也是台湾故宫为之羡慕的。北京故宫文物保护科技部副研究员霍海峻向记者介绍说，比如青铜器修复，在民国时期出现过山东潍坊派，陕西西安派，江南苏州派，以及京派四大派系。四大派系各有千秋，而京派精于表面做旧，俗称“仿旧如旧”。

　　解放后，这些身怀绝技的艺人一部分进入美术公司，还有一些到了故宫和历史博物馆。1952年，进入故宫的艺人，搭建起古器物修复的人员基础。故宫的器物修复兴旺起来。而现在文物保护科技部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是这些艺人的高徒。比如霍海峻，当时就师承京派第三代传人、青铜器著名修复专家赵振茂。

　　霍海峻说，最近有些台北故宫同行来北京，看到由北京故宫修复的青铜器，都赞不绝口，因为他们目前无论从人员还是技术水平上还有所欠缺。

　　而曾经参观过台北故宫的杨丹霞认为，作为研究人员，在北京故宫身兼数职的工作模式，也是故宫的一大特色。这位从小就在故宫中奔跑嬉耍的学者，父亲是中国著名古书画鉴定家杨臣彬。1983年她考入北京故宫，与父亲一样研究书画。

　　杨丹霞向记者介绍说，刚进故宫的时候，工作并不是外间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一杯清茶，写写文章，看看书般简单。当时两米高的樟木文物柜子修好后要从西华门用手推车推到神武门附近的库房，到门口，几个人一人搭一角，喊着号子就要往库房里搬。杨丹霞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书画鉴定小组专家审查书画时，一大早自己和另外的同事用推车推一百来件东西，一一打开请徐邦达、启功、谢稚柳等前辈专家鉴定，并详细记录下他们的意见后，下午再把这些东西装箱，推到摄影室拍照。

　　现在，已经在故宫工作26年的杨丹霞，依然和以前一样，为了完成展览等工作任务，和同事们一起从事体力活。她笑称，故宫太大了，许多工作免不了搬搬抬抬，这是故宫业务人员特殊的锻炼方式。

　　杨丹霞同时还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故宫每举办一次书画展，书画部每位工作人员所需承担的工作。

　　她说，首先是挑选展品，挑选前你要有自己的思想，为什么要挑这个画家的这件作品？同时还需了解该作品是否容许展出，对于那些虽然可以展，但是以往出现频率过高的作品，就要有所调整。

　　之后就要为选定的作品做详细文字介绍，比如作者生平小传，作品技法分析、著录流传经过、其它学者对该作品的论述文字等，以便观众在展览时能够通过触摸屏，了解到作品多方面的文字信息。

　　而展览主持人还要进库查验这些作品，看其是否有破损，是否不适宜展出。比如立轴，如果发现天杆和画面连接的地方有裂痕，就要送到科技部请专门的裱画师傅修复。之后，主持人要在电子系统上做文物提单，并逐级上报科、处、院级领导核准批复。如果展览出图录，需要对拍过照片的文物做“影像利用提单”，没拍过的则需从库房中将文物提出，送信息中心拍照。之后将这些影像资料交于出版社编辑。

　　在展览前，主持人还要和各个库房作点交，比如这件作品原来的包首有污点，或者画心曾裂过，后被补好了，抑或哪个地方有虫蛀，哪个部位有折痕，都要用文字记录，由展览主持人，和各个库房的管理者，把每件作品的伤况，点交清楚，并记录在案。双方认可后，这件作品才能办理出库手续。

　　出库以后，在开幕前两天，20多位工作人员就一起用手推车把需要展出的文物运到武英殿，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展出顺序、位置摆放。

　　虽然辛苦，但是杨丹霞说，这种集库房日常管理、展览、出版、研究任务于一身，同时还要随时配合来访的国内外同行、嘉宾进行接待的多位一体的工作，有时也会令一些台北同行羡慕不已，因为直接参与了库房的日常管理，可以每天触摸到所管理的文物，对于研究者来说，是非常有利而宝贵的条件和机遇。

　　采访结束时，杨丹霞说，无论外界诱惑多大，或者工作当中有多少困难、辛劳，自己都不会离开故宫，就像儿时的梦想那样，哪怕作一只生活在故宫的“耗子”也是快乐的。记者突然明白，故宫最强大的优势在于：国家危难时，为故宫“护宝”，国家和平时，为故宫“爱宝”的一代代故宫人的精神传承中。而这样的传承，不仅穿越了时空，更跨越了两岸的阻隔。

　　台北故宫的特色

　　由于工作关系，匡时国际负责人董国强每年都会去台北故宫几次。他发现，每次都会在台北看到不同的专题展。董国强说，这样的专题展不仅划分比较细腻，比如可以针对一个画家、一个风格、或者一个画派做出相应的展览。同时，台北故宫还会出版和展览相关的书籍。这样，即便观众错过了前面的展览，通过书籍也能有所了解。董国强认为，这样的展览，对于专家来说，也是一个提高和实践的过程。

　　美国artkey艺术集团负责人郭羿承向记者介绍说，台北故宫的展览分两大类，一大类是博物馆自己的常年展和藏品展，这部分由于本身作品的精品性，无论策划的好坏都能吸引人。比如郭熙的《早春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还有著名的翡翠白菜。另外，就是莲花式温碗、水仙盆、“奉华”铭瓶等存世稀少的汝窑瓷器等。

　　还有一类是台北故宫与其它机构合作的非常态性大型展览。比如1993年第一次举办的“莫奈与印象派画作展”。这类展览光门票就比博物馆的常态展贵很多。郭羿承介绍说，“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常态展门票售价50台币（合10元人民币），几年前，当它售价15元台币的时候，那些非常态展就售价150元台币，是普通门票的10倍。”

　　另外，台北故宫还十分注重国际营销，通过与类似于artkey艺术集团的合作，后者会带其参加各种国际授权展，让国际更加认识台北故宫，从而提高了自身的品牌价值。同时，也有相关人士认为，相对来说台北故宫对信息更加透明、公开，包括对授权艺术代理的商家，台北故宫都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并投票产生。而北京故宫由于各种原因，在信息透明方面仍有所欠缺。

　　同时，台北故宫还懂得如何有效借助媒体力量，做到最大程度的宣传。郭羿承介绍说，台北很多大型媒体认为与文化合作，实际就是给自身加分，所以媒体要行销，与顶级文化样本的台北故宫合作是最佳途径。它们也愿意耗资成立策展部门，并互相争夺博物馆资源。这样，常常能够看到台北的一些报纸，会有台北故宫相关展览的打折门票。对于媒体来说，获得了门票的收入，而对于台北故宫而言，则借助强势媒体，做到了最大化的宣传。

　　两岸故宫交流后的衍生市场

　　继两岸故宫高层接触后，民间也很快作出了反应，2009年3月27日，“两岸故宫数位真迹特展”在北京798开幕。
 
　　主办方介绍说，“数位真迹”是通过高科技手段进行与原作相同材质及等比复制，与日本“二玄社”单一的复制品相比，“数位真迹”除了高复制性，还开拓了更多的艺术授权产品。

　　负责此次展览的美国artkey艺术集团，曾经作为半官方组织，以台北故宫博物院顾问的身份，直接参与了两岸故宫间的协调接洽工作。负责人郭羿承向记者介绍说，集团作为艺术授权企业，受委任成为故宫授权指南的规划单位,带领故宫至美国参加授权博览会,并协助故宫执行授权业务,就像一个“出版社”，可以将授权作品开发出衍生品后，出售给下一级“书局”一样的代理商。

　　郭羿承说，国外很多知名博物馆的授权衍生品市场十分发达，比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一年光衍生商品就有近两亿美金的收入，而台北故宫在这方面的收入不及其三十分之一，北京故宫更是仅以门票为主。郭羿承说，借由两岸故宫实质性的合作，通过艺术授权后开发出各种产品，比如从博物馆收藏的高端复制品，到普通游客喜欢的衍生商品，再到通过这些不同档次的博物馆授权衍生品，将一个茶馆、一个酒店布置出来，都是两岸故宫合作后亟待开发的巨大市场空间。

　　郭羿承介绍说，以前台北故宫也并不十分注重艺术授权市场，但近五年间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台北故宫封馆整修两年后，礼品部扩充到近4000平米左右。不过，和纽约大都会相比，还差距很大。因为后者在纽约市内还有8个分店。

　　郭羿承认为，艺术授权衍生品，有利于馆藏品的传播性。“比如我们认识莫奈很多不是通过原作，而是从印有其作品的杯垫、丝巾，知道这个艺术家的作品是印象派的，同时通过附赠的书卡，了解到印象派和光影有关的相关知识。”

　　据了解，北京故宫目前也有开发艺术授权品的意向。过去由于政策性的束缚，使得艺术授权这一提高博物馆知名度的举措并未得到很好重视。但有关人士认为，两岸故宫交流日益增加后，只要能解决政策束缚，北京故宫在艺术授权领域将因为客流量而潜力巨大。

　　其实，上世纪70年代，台北故宫就有了由艺术授权产生的衍生市场。当时，台北故宫与日本“二玄社”签订协议，将373件书画精品授权给后者复制。为此，“二玄社”特别研制了能够拍摄出和作品原大底片的大型照相机，并采用8色甚至12色的印刷技术，制作出几可乱真的复制品，并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统台北故宫复制品的天下。

　　日本（株）“艺友斋”主人梁章凯向记者介绍说，虽然台北故宫的“二玄社”复制品在日本销售不错，但截至本世纪初，也只卖掉总量的三分之一。2003年左右，随着中国的大幅开放，这批复制品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市场。记者了解到，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和当时的“二玄社”相比，现在内地的技术、机械水平都毫不逊色。也就是说，如果缔造本土“二玄社”，从硬件来说，没有一点问题。但是，“内地缺乏的是类似于‘二玄社’那样的敬业精神，和做事认真的态度。”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买家告诉记者，“二玄社”曾经花费十几年工夫，将中国明清两代500年间篆刻名家310余家收集起来，编撰出一套40册的《中国篆刻丛刊》，而后，近几年又在这个基础上，推出一套携带方便的《篆刻全集》10册一套。然而，不久就发现，中国某出版社，将这个简易套装的书籍幅面拉长，里面内容丝毫不变，出了一套改装后的《篆刻全集》。该买家自嘲说，“中国人擅长拿来主义，而这样的‘拿来’，其实就是偷。”

　　有业内人士认为，相比之下，国内有些急于求成，很多做复制品的厂商，为了寻求产量，提高经济效益，不讲求印刷质量，也不讲究包装装潢。“同样是两个装画的木匣，日本的就十分精美，国内就略显粗糙。其实，投入市场很容易，但是制作出来，如果质量不好，放在藏家手中，就好像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终究还是一批没有价值的作品。”　

　　今年10月，“雍正大展”即将在台北故宫拉开帷幕，两岸故宫官方的合作也将以此为契机步入互相观摩之路，人们对两岸故宫的此次牵手满怀憧憬，在这之后，也许《快雪时晴帖》能与分离60年的《伯远帖》和《中秋帖》重聚于“三希堂”，也许清院本的《清明上河图》会与留在北京的张择端真迹共同展出。而我们需要做的，除了等待，就是认真迈出并走好第一步。